【海事司法研究第10期】崔宵焰 嵇鈺涵:涉外海事海商仲裁效力認定
發布時間:2022-01-06 瀏覽量:36

涉外海事海商仲裁效力認定

——兼評《仲裁法》修訂的《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

崔宵焰 嵇鈺涵*

 

【摘要】

有效的仲裁協議是當事人提起仲裁、仲裁機構獲得管轄權以及仲裁裁決效力能夠獲得司法確認的前提。近年來我國法院司法實踐以鼓勵支持仲裁為總基調,在仲裁協議效力要件完備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確認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體現了司法對涉外仲裁事業的監督與支持,但法院司法實踐也揭示了現行相關規定仍存在不足。2021730日,司法部發布《仲裁法》(修訂)《征求意見稿》,其中第二十一條涉及仲裁協議構成要件,較現行規定有明顯變化。鑒于該條款或將成為海事法院未來認定涉外海事海事仲裁協議效力的重要依據,本文將結合國際立法與司法實踐對該條款作以評述。

 

仲裁是國際通行的當事人自治糾紛解決方式,是我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和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仲裁的發展,離不開司法的監督與支持。自2017年以來,最高院出臺了多個與仲裁司法審查相關的司法解釋,細化了此前爭議較大的裁判規則,同時還創設了國內仲裁司法審查歸口審理制度及報核制度,提升了我國司法對仲裁的支持力度。

依據《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一條,法院對仲裁的司法審查職能包括:確認仲裁協議效力;執行、撤銷內地仲裁裁決;認可和執行港澳臺地區仲裁裁決;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等。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至2020年,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共審結仲裁司法審查案件66301件,其中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案件有7884件。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內容,法院對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關系當事人是否能夠提起仲裁、仲裁機構能否獲得管轄權,也是區分人民法院與仲裁機構主管權的依據。

一、海事法院審查涉外仲裁協議效力之管轄

司法實踐中,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來源主要有兩種,一是原告向法院起訴,被告在提出管轄權異議,主張雙方已達成仲裁協議,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起訴,此種情況下法院在管轄異議階段的審理重點即為對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二是一方當事人主動提起確認之訴,請求法院確認仲裁協議的效力,該種情況下隨之會引發法院對仲裁司法審查管轄權的問題。由于涉外民事訴訟本身具有兩個層面管轄權的問題,法院對涉外仲裁協議的司法審查管轄權十分重要,因為它不僅是我國內地法院之間管轄權分配的問題,更關涉是中國法院還是外國法院享有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管轄權。

2003年正式施行的《海訴法解釋》第十四條規定,認定海事仲裁協議效力案件,由被申請人住所地、合同履行地或者約定的仲裁機構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轄。而2018年施行的《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二條規定,海事海商糾紛仲裁協議效力審查由仲裁協議約定的仲裁機構所在地、仲裁協議簽訂地、申請人住所地、被申請人住所地的海事法院管轄;上述地點沒有海事法院的,由就近的海事法院管轄。

從內容上看,《海訴法解釋》第十四條與《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二條存在交叉,彼此不存在包容與被包容的關系。因此,完全可能出現依據《海訴法解釋》我國海事法院具有確認涉外仲裁協議效力的管轄權,但依據《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無管轄權的情況。在兩部司法解釋互相沖突的情況下,海事法院是否可以參照《立法法》第九十二條的規定,將《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二條識別為有關海事法院司法審查管轄權的特別規定,并依據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以及新的規定優于舊的規定原則,認定《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二條優先適用?雖然實踐中普遍認可這一觀點,但為了完善并鞏固我國海事法院對仲裁的司法審查管轄權,立法部門可以通過《海事特別程序法》的修訂或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此予以明確。

二、確認仲裁協議效力之準據法

(一)涉外仲裁協議的界定

在審查仲裁協議效力時,準據法的選擇事關仲裁協議效力認定結果,而只有仲裁協議具有涉外因素時,才存在依據沖突規則選擇適用法律的問題。依據《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十二條,符合《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解釋》第一條規定的,可認定為涉外仲裁協議或涉外仲裁裁決。但需注意,該條款是為涉外民事關系的認定而設計的,實踐中法院可能會遇到難以依據該條規定進行認定的仲裁協議。例如,如果雙方當事人均為我國公民,經常居住地也在我國境內,所涉及的糾紛也不具有涉外因素,然而雙方當事人約定仲裁地在我國境外或約定由外國仲裁機構在我國的分支機構仲裁,又或僅約定適用國外仲裁規則進行仲裁,在這些情形下,如果法院僅僅依據《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解釋》第一條,并不能判斷仲裁協議是否為涉外仲裁協議。

在上海黃金置地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遇到了依據《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解釋解釋》第一條無法認定仲裁協議是否為涉外仲裁協議的問題。該案中,西門子國際貿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黃金置地有限公司簽訂協議,由前者向后者供應、安裝設備。后因協議履行產生爭議,西門子按照協議仲裁條款在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提起仲裁,并最終獲得勝訴裁決,西門子遂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承認與執行該仲裁裁決。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遂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本案仲裁協議是否有效以及應當如何認定本案仲裁協議的性質。最高人民法院在復函中采用了擴大解釋的方法,把本案仲裁協議解釋為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協議,且協議有效。最高人民法院認為,本案雙方均為中國法人,合同標的物所在地均在我國境內,該合同表面上看并無典型涉外因素,但本案為涉自貿區案件,本著支持自貿區法治建設可先行先試的精神,可認定仲裁協議符合可以認定為涉外民事關系的其他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自2013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逐漸改變不認可約定仲裁機構在中國內地仲裁的立場,未來我國內地當事人會日益廣泛地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仲裁機構仲裁,這意味著基于《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解釋解釋》第一條難以解釋仲裁協議與仲裁裁決是否具有涉外性的問題將持續存在。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并未定義涉外仲裁協議涉外仲裁裁決,而僅定義了 國際仲裁,《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一條第三款規定,符合以下條件,可以認定該仲裁為國際仲裁:(a)雙方當事人在訂立仲裁協議時,在不同的國家有經營場所或者(b)下面任何一個地方與當事人的經營場所分屬不同國家(i)雙方約定或依仲裁協議可確定的仲裁地(ii)主要商業義務的履行地或糾紛密切聯系地c)雙方當事人以明示方式表示仲裁協議的標的涉及超過一個國家。《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對國際仲裁采用的定義方法,不同于《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解釋》第一條中三要素法(即主體、客體、標的),充分考慮了國際仲裁可能出現的不同情形。除了主體、客體、標的三個維度外,該條引入了依據仲裁地判斷仲裁國際性的標準,值得我國立法者參考。

(二)確認仲裁協議效力之準據法

《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十八條以及《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形成了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為原則,仲裁機構所在地法律或仲裁地法律為補充,確定審查涉外仲裁協議效力準據法的規則體系。值得注意的是,《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十三條明確排除了當事人在未選擇確認仲裁協議效力適用的法律情況下,依照合同準據法確認合同中仲裁條款效力的可能性。在這一問題上,英國法院存在相反的觀點。英國法院認為,如果當事人沒有明確的約定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準據法,那么當事人選擇的主合同適用的法律是當事人希望采用該法律作為仲裁協議準據法的昭示a strong indication)。如果主合同中沒有約定適用的法律,仲裁地的法律可以作為確認仲裁協議的準據法,因為該法律與仲裁協議本身有最密切且真實的聯系。相比于英國法院的觀點,《仲裁司法審查規定》體現了我國尊重仲裁協議獨立性的態度。

為了盡可能的讓仲裁協議發揮效力,《仲裁司法審查規定》第十四條要求法院在選擇法律過程中需遵循使其有效原則,即在當事人未明確約定仲裁協議適用的法律時,法院可以在仲裁地法律和仲裁機構所在地法律中,選擇能讓仲裁協議有效的法律來確認仲裁協議的效力。這一做法無疑有益于仲裁協議效力的確認。有觀點指出,使其有效原則運用多個連接點對仲裁協議的效力進行判斷,能夠避免某一國法律對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產生不利影響。該原則是一種以結果為導向的法律選擇方法,它使得準據法的選擇和依準據法認定仲裁協議效力這兩個本應獨立的過程相互交織,并有所重疊,司法機關需在查明和適用外國法的過程中,將使其有效原則一以貫之,從而準確認定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

三、涉外海事海商仲裁協議效力認定實踐

現行《仲裁法》第十六條規定了仲裁協議的四個構成要件,分別為:書面訂立;當事人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項;選定的仲裁委員會?!吨俨梅ā返谑藯l另外規定,如果雙方當事人對仲裁事項以及仲裁委員會的選定無法形成一致意見,仲裁協議無效??梢?,約定仲裁事項以及約定仲裁委員會(也即仲裁機構)是決定仲裁協議效力的兩大因素。

鑒于實踐中出現的難以認定的情形,最高院發布多個復函以個案釋法,同時《仲裁法解釋》第一條至第六條也著力闡釋實踐中出現的難以認定的情形,使《仲裁法》第十六條中仲裁協議的內涵得以延展。首先,仲裁協議并不局限以傳統書面的形式訂立,當事人還可以以合同書、信件和數據電文(包括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和電子郵件)等形式達成仲裁協議。其次,當事人概括約定仲裁為合同爭議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變更、轉讓、履行、解除、違約責任及合同的解釋等事項都可以認定為仲裁事項。再次,針對約定仲裁機構名稱不準確、僅約定仲裁規則未約定仲裁機構、約定兩個以上仲裁機構以及僅約定仲裁地但未明確仲裁機構的情形,《仲裁法解釋》也給出了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基本思路。

總體來說,我國司法實踐在認定涉外仲裁協議效力方面呈現兩個特點:一是在仲裁條款約定不清晰時,法院傾向于將仲裁條款解釋為有效。例如,在南京海事法院審理的一島公司與天津機械公司、世通公司船舶建造合同糾紛一案中,一島公司基于《船舶建造合同》要求天津機械公司、世通公司承擔未能依約定交船與擅自出售船舶的違約責任。天津機械公司提出管轄權提出異議,認為本案應提交仲裁,不應由法院管轄,據此,南京海事法院通過對《船舶建造合同》 爭議和仲裁條款進行了合理的解釋,認定雙方約定的“the Arbitration Committee of China Marine Count”能夠明確指向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確認了仲裁協議的效力。

二是雖然我國法院在解釋仲裁協議效力時傾向于確認仲裁協議的效力,但若仲裁協議缺少某一效力要件,仲裁協議當然無效。例如在德國旭普林國際有限責任公司與無錫沃可通用工程橡膠有限公司一案中,由于當事人之間簽訂的仲裁條款未包含仲裁機構,最高人民法院復函中認定該協議無效。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法律中有關仲裁協議有效性的規定與國際通行做法仍存在差異。例如,《國際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七條和《紐約公約》第二條第一款中,仲裁協議均不要求約定仲裁委員會(或仲裁機構),而僅由三要件構成,分別為:書面訂立,當事人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以及仲裁事項。

四、《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對仲裁協議規定之影響

2021730日,司法部發布《仲裁法》修訂的《征求意見稿》。該《征求意見稿》在2017年《仲裁法》的基礎上進行大幅修訂和新增,體現我國營造仲裁友好型司法環境的目標。其中《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是有關仲裁協議構成要件的規定,這一條或將成為未來司法機關認定仲裁協議效力的主要依據。

(一)仲裁協議構成要件的簡化

對比《仲裁法》第十六條,《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將仲裁協議的四個構成要件簡化至兩個,僅包括書面訂立與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突出了當事人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對仲裁協議成立的核心價值。依該條規定,仲裁協議并不需要雙方當事人約定仲裁委員會(即仲裁機構),由于《征求意見稿》同時刪除了《仲裁法》第十八條的內容,如果第二十一條最終獲得通過,它可以有效地減少實踐中當事人因約定仲裁事項及仲裁機構不明確、不準確等情形,提出申請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糾紛。

《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與英國《1996年仲裁法案》第六條如出一轍。這一做法看似是對實踐中仲裁協議通常極為概括的回應,比如提單或租船合同中,經常僅約定倫敦仲裁。但由于該條不要求仲裁協議包含仲裁事項,它其實也突破了現階段國際通行做法。這意味著司法機關未來可能需要在當事人未約定仲裁事項的情況下,對仲裁事項的范圍進行合理解釋,以便審查仲裁協議是否涵蓋雙方當事人爭議的事項。例如,如果當事人簽訂的租船合同中僅概括地約定由倫敦仲裁,此時法院需要通過解釋來確定究竟哪些事項可交由仲裁庭仲裁。

對此,英國上訴法院在Tritonia Shipping Inc v South Nelson Forest Products Corporation一案中,采用了基于當事人之間交易行為來合理推定仲裁事項的做法。該法院認為,如果租船合同中僅約定倫敦仲裁,那么租船合同中倫敦仲裁的意思是當事人將租船合同下的糾紛交由倫敦仲裁。英國法院在解釋這種概括型仲裁條款時,融入了對當事人之間已形成的租船合同關系的考量。但在另一案Fiona Trust中,英國貴族院對承租人是否構成收取賄賂是否屬于租約仲裁事項的觀點,似乎又透露出英國法院并不當然將當事人之間的租船合同關系作為認定仲裁事項范圍的基礎。該案中,承租人是否構成收取賄賂顯然不屬于合同性質的糾紛,但英國貴族院認為,理解仲裁事項范圍的邏輯起點應當是,當事人希望所有糾紛交由同一仲裁庭解決。如果一個商人有意愿將某一糾紛排除在仲裁事項外,那么他可以明確的表達出來,因此本案中承租人是否構成收取賄賂這一事項,應屬于租約中的仲裁事項。兩起案件展示了英國法院在解釋仲裁事項時并不一致的做法,也凸顯了英國法院極力將仲裁協議解釋為有效、擴大仲裁協議外延,維護英國仲裁中心地位的價值取向。

隨著《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對仲裁協議構成要素的簡化,英國法院所面臨的對概括性仲裁協議解釋的問題也將成為我國司法實踐中難以回避的問題。如果未來仲裁協議多采用不約定仲裁事項的方式訂立,仲裁協議的不確定性勢必增加,法院審查仲裁協議效力的過程中需要結合具體案情去理解仲裁協議的內容,并逐步形成與解釋概括性仲裁協議相匹配的解釋方法。

(二)默示仲裁協議的引入

對于默示仲裁協議這一概念的理解,理論界和實務界存在多種觀點。有觀點認為,默示仲裁協議是當事人一方對于另一方用書信或者其他書面形式向其表示仲裁的意思,在沒有明確給予答復的情況下構成的該方對于仲裁意思的默示接受。也有觀點認為,默示仲裁協議是相對于明示仲裁協議而言的,當事人提交仲裁的意思表示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即便上述觀點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沒有闡明默示仲裁協議的實質。

《國際商事示范法》第七條第二款涉及默示仲裁協議的規定,即在申請書和答辯書的交換中當事人一方聲稱有協議而當時他方不否認即為書面協議。對比第七條第二款前部分的內容可知,《國際商事示范法》默示仲裁協議是書面仲裁協議的一種形式,一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在申請書和答辯書中提出存在仲裁仲裁協議的主張,只要另一方當事人未予否認,即可認為雙方存在仲裁協議。筆者認為,這里一方當事人在申請書和答辯書中主張存在的仲裁協議,既可以為非書面形式的仲裁協議,比如口頭協議,也可以是存在效力瑕疵的仲裁協議。對比可以發現,英國《1996年仲裁法案》第五條第五款中規定的默示仲裁協議,僅在當事人之間已存在非書面仲裁協議時,允許一方當事人在申請書或答辯書中主張存在仲裁協議,若另一方未予否認,法院可認定當事人之間存在書面仲裁協議。

2016年,針對彭某與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就雙方之間是否存在仲裁協議給出了答復意見。本案中,彭某為其車輛購買了保險,但投保單上彭某的簽名非本人所簽,保險單由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單方簽發。彭某在收到保險單后,在知曉保險單所記載的仲裁條款的情形下,依據保險單中的仲裁條款向杭州仲裁委員會提起仲裁,最高人民法院據此認定彭某主動提請仲裁的行為構成其提請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協議有效,即便彭某在仲裁庭開庭后撤回了仲裁申請,彭某與人保杭州公司之間達成的仲裁協議并不因此失效。

雖然該答復意見中未涉及默示仲裁協議這一字眼,但筆者認為,該答復意見體現了我國對默示仲裁協議的立場。本案由于彭某并未親自簽署保險單,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彭某和人保杭州公司之間的仲裁協議雖然以書面形式存在,但其效力存有瑕疵。彭某通過向杭州仲裁委員會提請仲裁(勢必要提交仲裁申請書),并在申請書中主張與人保杭州公司仲裁協議的存在(也即提請仲裁的依據),人保杭州公司未予否認,雙方的行為構成了對原本有效力瑕疵仲裁協議的補救,因此,可認定當事人之間存在形式完備的書面仲裁協議。該案彭某和人保杭州公司達成仲裁協議方式完全符合《國際商事示范法》中默示仲裁協議達成的方式。

《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一條引入默示仲裁協議,即一方當事人在仲裁中主張有仲裁協議,其他當事人不予否認的,視為當事人之間存在仲裁協議。但基于上述討論,筆者認為,《征求意見稿》中默示仲裁協議的內容并未把握住默示仲裁協議的實質。默示仲裁協議本質上是書面仲裁協議的一種形式,它需以一種書面文件為基礎,例如向仲裁機構提交仲裁的申請書或向法院提交的答辯書。只有在這種特定文件的基礎上,一方當事人表達出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另一方當事人未予否認,才能使當事人之間原本存在的口頭仲裁協議或有效力瑕疵的仲裁協議補救成具備完全效力的書面仲裁協議。因此,如果《仲裁法》確需引入默示仲裁協議,第二十一條的措辭有待完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默示仲裁協議可以擴大我國法律下仲裁協議的外延,但它也可能增加法院在審查仲裁協議效力以及在決定是否執行仲裁裁決的過程中的困難,比如,如何準確認定哪些事項屬于默示仲裁協議的仲裁事項、仲裁裁決是否超裁。不僅如此,如果我國法律明確承認默示仲裁協議,那么被申請人只有通過在仲裁程序開始前積極進行管轄權抗辯,才可以避免仲裁庭啟動程序。否則,被申請人不予抗辯的行為將構成其接受仲裁的意思表示。

結語

從司法審查管轄權的確立,到準據法的選擇,再到依據法律認定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各個環節,環環相扣,影響著涉外海事海事仲裁協議效力的認定。認定涉外海事海事仲裁協議效力,需要司法者始終踐行監督和支持仲裁的基本理念,充分理解相關法律法規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文義后的價值取向,準確適用法律。隨著《仲裁法》修訂工作的全面開啟,未來海事法院認定仲裁協議效力會面臨許多新問題、新挑戰,與此同時,通過對仲裁進行合法且適度的司法審查,海事法院會在促進國際海事商事仲裁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為一帶一路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法治環境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