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司法研究第8期】沈菁 李潔 朱思源:海事強制令案件的審查路徑——兼論未背書指示提單的法律性質
發布時間:2022-01-06 瀏覽量:31

海事強制令案件的審查路徑

——兼論未背書指示提單的法律性質

沈菁 李潔 朱思源*

 

【摘要】

海事強制令的審查條件十分嚴格,關于被請求人是否存在需要糾正的違法或違約行為這一構成要件,既要審查請求人的權利是否合法,也要審查被請求人的抗辯是否成立,還要根據實際情況權衡兩者之間的權益,以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且,海事強制令審查是程序性的初步審查,與經過兩造對抗的實質性審理程序有顯著差異,兩者的審查標準也不應混同。

 

問題的引出:海事強制令作為一種海事特別程序,是指一方當事人請求海事法院責令另一方當事人為一定行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的情況,以使其合法權益免受侵害,如貨主要求承運人接收貨物后簽發提單或者及時交付貨物,承運人要求托運人及時結關或者要求收貨人及時提貨,船舶所有人要求承租人交回船舶等。根據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的要求,作出海事強制令,應當滿足三個方面的構成要件:一是請求人有具體的海事請求,二是需要糾正被請求人違反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的行為,三是情況緊急,不立即作出海事強制令將造成損害或者使損害擴大。第二個要件由于實體性問題和程序性問題相互交織,長期以來一直是困擾司法實踐的一個難題。

案例:國內A公司向澳門B公司購買5萬噸鐵礦石。合同約定信用證結算,B公司應當提供空白背書清潔提單。該批貨物由登記在澳門B公司名下的F輪負責運輸,從越南紅拉港運至蘇州太倉港,托運人為印尼C公司。貨物裝船后,F輪船長代表簽發指示提單(收貨人為TO ORDER)。提單簽發后,托運人C公司未背書。銀行收到提單后,將提單未背書這一不符點通知國內A公司,A公司表示接受不符點,并付款贖單。在運輸途中因船艙進水F輪申請當地海事局救助,發生共同海損。F輪到港后將貨物卸在目的港堆場,但不同意A公司提貨,認為A公司無權根據未背書指示提單提貨,且A公司沒有為共同海損提供足額擔保。A公司向法院申請海事強制令,要求責令B公司將提單項下的貨物交付給A公司。

問題的解析:本案是一則較為典型的海上貨物運輸合同項下,收貨人根據提單要求承運人放貨的海事強制令案件。收貨人放貨的請求屬于海事請求當無異議,爭議主要集中在承運人拒不放貨是否違反法律規定。本文將圍繞該則案例的審查,從請求人權利的合法性和被請求人抗辯的合法性兩個維度,重點闡述被請求人違法行為的認定這一要件,并對案件中涉及的指示提單的法律性質予以分析。同時也關注到類似案件法院判決的裁判尺度,通過審視判決標準對海事強制令的影響,更加深入地探究海事強制令制度的價值,以期進一步豐富海事強制令的法律內涵。

一、請求人權利合法性審查:未背書指示提單法律性質的認定

本案中,請求人持有全套未背書指示提單正本申請海事強制令,首先需要審查的是請求人作為提單持有人是否享有提貨請求權。該問題涉及到提單類型的分析以及脫離既定范式的提單法律性質的判斷。

(一)正常流轉提單之類型化分析

提單作為國際貿易中重要單證,具有三方面的功能:一是海上承運人與托運人之間達成的貨物運輸合同的證明;二是海上承運人已從托運人接收提單所記載貨物或者已將貨物裝船的證明;三是承運人保證在指定港口(即卸貨港)向提單的正當持有人交付貨物的有價證券。第三種功能是出于交易效率的考慮對運輸合同相對性的一種突破,提單持有人申請海事強制令請求承運人放貨正是第三種功能的體現。

關于何謂提單的正當持有人,根據提單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來說,根據收貨人記載的不同可將提單分為記名提單、不記名提單和指示提單三類。記名提單是指在提單收貨人一欄中載明特定的人或者公司名稱,特點是中途不能流轉。雖然關于記名提單載明的收貨人是否需要憑單提貨理論上存在爭議,但是承運人在目的港應當向提單載明的收貨人交貨是明確的,該收貨人也是記名提單的正當持有人。不記名提單是指在提單收貨人一欄中載明持有人交與持有人字樣,特點是流通性極強,不需背書即可轉讓,提單持有人通常也被認為是提單的正當持有人。指示提單的情況相對復雜,其中在收貨人一欄載明由某人指示的為記名指示提單,某人一般是托運人或銀行,特點是可通過記名背書的方式轉讓,提單的正當持有人為最終的被背書人或其指示的人;在收貨人一欄載明憑指示的為不記名指示提單,視為由托運人指示,特點是由托運人背書后不載明被背書人,可以空白背書方式轉讓,提單的正當持有人為最終的提單持有人。以上即為提單正常運轉模式下提貨請求權人的確定方式,但是實踐中經常出現脫離既定范式的提單流轉,從而引發對提貨請求權人的爭議。

(二)未背書指示提單之提貨權歸屬

本案中,承運人簽發的提單中收貨人一欄載明“to order”,是為不記名指示提單,按照合同約定應以空白背書的方式轉讓,即由托運人作為指示人在提單背面背書,不載明被背書人,最終由提單持有人憑提單提貨。問題是托運人未在提單上背書,對該未背書指示提單的法律性質如何判斷成為該案的審查重點。

未背書指示提單法律效力的審查。提單作為向承運人表征貨物交付請求權的有價證券,具有要式證券的性質,我國《海商法》第七十三條明確規定了提單記載的事項,也可以表明這一特點。但是該條同時也規定,提單缺少一項或幾項內容的,不影響提單的性質??梢?,提單并不具有嚴格的要式性,只要缺少的記載事項不影響提單的本質特征,就仍然應當認可提單的法律效力。雖然海商法對提單記載事項的規定主要集中在提單正面條款,對提單背面事項的記載要求并未提及,但是根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正面條款的部分缺失尚不不影響提單效力,背面條款對提單效力影響更小。因此,本案雖然托運人未在提單背面背書,但是并不影響提單的法律效力。

未背書指示提單法律性質的分析。由于指示提單的流轉意味著提貨權的讓渡,指示人在提單背面的背書相當于將提貨權授予他人的授權委托書。記名指示提單中,背書必須連續,意味著每一手委托人和受托人都必須詳細記載,直至最終的受托人;不記名指示提單中,只需有指示人的背書即可,相當于只有委托人簽章的空白委托書,持有提單的人都可以視為適格的受托人。在托運人沒有在提單上背書的情況下,相當于沒有簽署委托書,沒有將提貨權授予任何人。對此,也有學者認為,如指示人不作任何背書,則意味著指示人保留憑提單提取貨物的權利,有權提貨的仍是指示人本人。因此,未背書指示提單雖然仍然具有提單的效力,但是因提貨權無法轉讓而事實上成為不可流轉的提單。

(三)未背書指示提單之提貨權行使

如前文所述,記名指示提單的托運人沒有在提單背面進行背書的情況下,最終有權提貨的仍然是托運人本人。但是,在托運人已經通過郵寄、信用證付款等方式將正本提單交由他人控制時,會出現正本提單持有人與提貨權人主體分離的情況。由于承運人同收貨人、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依據提單的規定確定,因此托運人作為收貨人享有的權利依然是憑提單提貨的權利,在托運人不持有提單、僅表明托運人身份的情況下,承運人也缺乏發貨的依據。由此會帶來權利真空的現象,即提單持有人因持有的提單未背書不享有提貨權,而托運人因不持有提單無法行使提貨權,貨物在承運人的掌控下缺乏適格的提貨人。

對此,我們認為托運人可以采取補救措施,直接向承運人發指示,表示承運人可以向未背書提單持有人交貨,從而賦予提單持有人提貨權。有兩種路徑可以解釋這一結論的合理性,第一是擴張解釋托運人指示收貨人的方式,認為托運人除了通過背書方式指示收貨人外,也可以通過直接通知承運人的方式予以指示,彌補提單持有人權利的欠缺。第二是將提單持有人視為托運人的委托代理人,托運人未背書時,保留了憑提單提取貨物的權利,托運人可將該權利委托提單持有人行使,既解決了托運人沒有提單無法提貨的窘境,也化解了收貨人持有提單卻無權提貨的尷尬境地。

綜合上述對未背書記名指示提單的分析可知,前述案例中,雖然A公司通過合法方式取得提單,為正本提單持有人,但由于提單中托運人背書這一要件的缺失,使得提單成為不可流轉的提單,除托運人之外的提單持有人無權請求承運人放貨,因此A公司并不享有提貨請求權,海事強制令的申請不能得到支持。

二、被請求人抗辯合法性審查:被請求人留置權與海事強制令的平衡

前述案件中,承運人提出的另一個抗辯是以共同海損分攤為由行使貨物留置權。在海事強制令案件中,被請求人針對請求常常提出留置權抗辯,例如以船舶修理費未付為由主張留置船舶,以運費未付為由主張留置貨物等。法院在留置權與海事強制令之間如何取舍,留置權對被請求人存在違法行為這一要件的認定存在何種影響,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一)涉留置權案件司法審查面臨的困境

根據我國海商法的規定,海事留置權的適用范圍較為廣泛。我國《海商法》第二十五條第二款規定:造船人、修船人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合同時,可以留置所占有的船舶,以保證造船費用或者修船費用得以償還。《海商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應當向承運人支付的運費、共同海損分攤、滯期費和承運人為貨物墊付的必要費用以及應當向承運人支付的其他費用沒有付清,又沒有提供適當擔保的,承運人可以在合理限度內留置其貨物。由此可見,面對請求人請求放貨、放船的強制令申請時,被請求人可以其享有的留置權進行對抗。

由此產生的問題是,被請求人行使留置權有相應的法律依據和合同依據,與海訴法所規定的被請求人存在違反法律規定或合同約定行為的要求不符,但是海事海商案件因為業務往來時效性強、涉案標的巨大等特點,看似合法合理的留置可能會給債務人帶來遠遠超出債務金額的損失。例如,修船人以欠付幾百萬元修船費為由留置價值上億元的船舶,承運人以欠付幾十萬運費為由留置價值上千萬的貨物等,都存在雙方利益顯著失衡的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以被請求人不存在違法行為為由拒絕簽發海事強制令,則海事強制令制度必將失去其生命力,而被上述留置權的行使所消解。

(二)比例原則在涉留置權案件中的運用

針對上述兩難困境,司法實踐中突破被請求人存在違法行為這一要件,準予適用海事強制令的案例并不鮮見。在Alpaha案例庫中對海事強制令案件的檢索發現,大部分案例中法院認為,被申請人可能享有的留置權并不妨礙海事強制性的作出。比較典型的是武漢海事法院審理的中港永和輪船舶修理合同糾紛案,突破修船人基于船舶修理費享有的船舶留置權,裁定要求修船人交付船舶;寧波海事法院審理的嘉源2輪期租合同糾紛案,由于期租船的承租人欠付租金,出租人對其貨物進行留置,法院以留置的液化氣為市場急需、情況緊急為由,責令出租人交付貨物;上海海事法院審理的江浦不銹鋼制造有限公司運費糾紛案,承運人因收貨人未付運費對貨物行使留置權,法院聽證后責令要求承運人放貨。

以上案例法院在被請求人合法行使留置權的情況下,均同意了海事強制令的請求。在裁判理由的闡述上,體現了比例原則,即比較作出海事強制令給被請求人可能造成的損失,與不作出海事強制令給請求人可能造成的損失,兩害相權取其輕,判斷是否同意海事強制令請求,以妥善保護可能受到較大損失一方利益。武漢海事法院在案件中將扣留船舶價值和修理費進行了比較,認為行使留置權會造成更大損失,寧波海事法院將扣留貨物價值和船舶租金進行了比較,認為行使留置權會對社會公共利益造成影響,均是在兩種損失比較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由此可見,在涉留置權案件中,對被請求人違法行為要件可視情況排除適用,以保證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

(三)附加擔保在利益平衡中的重要角色

盡管在請求人可能遭受更大損失的情況下法院可以簽發海事強制令,但是被請求人合法留置權所對應的債權仍然應當得到適當的保護,以平衡雙方的合法權益。司法實踐中常用的平衡器為請求人提供的擔保,如武漢海事法院中港永和輪船舶修理合同糾紛案裁定理由之一,就是請求人已經提供了適當的擔保。有學者認為,海事強制令基于公共利益原則,在被請求人合法行使留置權的情況下適用,看似是對被請求人合法權益的犧牲,實際上卻通過擔保變相對其予以了保障。從法律規定來看,以其他擔保替換留置權也有相應的制度支撐,《民法典》第四百五十七條規定:留置權人對留置財產喪失占有或者留置權人接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權消滅。在債務人提供擔保導致留置權消滅的情況下,被請求人繼續占有留置財產也就喪失了法律依據。

需要注意的是,因利益平衡要求請求人提供的擔保與海事強制令中的擔保制度應當進行區分。后者是對因錯誤申請海事強制導致被請求人損失的賠償擔保,在涉留置權案件中法院作出的海事強制令,從法律上來說并不足以被認定為錯誤,被請求人也無法通過這一救濟程序獲得相關海事債權的清償。因此,在法院作出這類海事強制令之前,一方面應要求請求人提供因錯誤申請可能產生損失的擔保,另一方面還應要求提交涉及合同履行爭議的擔保,以作為被請求人留置權的替代。如因船舶修理費糾紛引發的強制交船案件中,請求人還應當提供與爭議船舶修理費相當的擔保,以保障后續船舶修理費糾紛的解決;因船舶租金引發的強制交貨案件,請求人還應當提供與爭議租金相當的擔保,以保障后續船舶租賃合同糾紛的解決。

在請求人擔保金額的確定方面,通常以涉案爭議金額為限,但是在雙方爭議金額相差較大的情況下,是采用被請求人主張的金額,還是請求人認可的金額,或者法院通過聽證后根據雙方的證據確定一個數額,在確定擔保數額時類似案件的既往裁判標準是否可以作為參考依據,這些問題均有待在個案中進行更為細致的探究。同時,考慮海事強制令是責令被請求人為或者不為一定的行為,司法實務界有觀點認為,行為一旦做出,被請求人遭受的損失可能不僅僅是涉案金額,還可能涉及其他期待利益的損失或者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問題,因此擔保的提供不能僅僅只涵蓋雙方之間的爭議金額,而應在充分考慮被請求人利益的基礎上適當提高。從目前查詢到的案例來看,法院對請求人提供的擔保未作詳細表述,請求人提供擔保的金額、類型,是否與留置權糾紛解決有關等,均不甚明了,期待在今后的案例中有更為詳盡的披露與闡述。

三、海事強制令與類案判決的比較:正向救濟與反向救濟的區別

在前述案例的審查中,為準確判斷未背書指示提單的法律性質進行了類案檢索,未發現類似情形的海事強制令案件,但是檢索到有類似情節的判決案件。由此引發的問題是,判決案件采納的裁判標準是否適用于海事強制令的審查,兩者審查標準的差異對認識海事強制令的功能有何影響。

(一)類案判決檢索之裁判標準再發現

類案檢索中發現兩例類似案件,一則為寧波海事法院審理的弘遠公司無單放貨案,一則為天津海事法院審理的嘉佳控股公司扣貨案,兩案均圍繞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是否享有提貨權這一問題展開。寧波海事法院案件是因承運人向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放貨引發托運人的無單放貨索賠糾紛,天津海事法院案件是因承運人拒絕向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放貨引發收貨人的索賠糾紛?,F將兩個案件三份判決的觀點簡述如下:

弘遠公司無單放貨案寧波海事法院一審認為,案涉提單系指示提單,該提單上并無托運人的背書,且無證據證明托運人對于放貨有其他有別于提單記載的指示,因此提單持有人和承運人的提、放貨行為相當于無單放貨,損害了提單合法持有人可籍憑提單控制進而實現或保障其對提單項下貨物的實質權益,據此判決承運人、提單持有人賠償托運人貨款損失。

弘遠公司無單放貨案浙江高院二審認為,提單持有人及正本提單持有人均強調了民事主體對提單或正本提單在事實上的管領、控制及占有。本案中托運人將未經背書的全套正本提單主動寄送給案外人,喪失了對正本提單的管領、控制及占有,不再持有案涉指示提單,不宜認定為無單放貨司法解釋中規定的正本提單持有人,最終撤銷寧波海事法院一審判決,改判駁回托運人的訴訟請求。

嘉佳控股公司扣貨案天津海事法院認為,雖然指示提單憑托運人背書提取貨物為航運慣例,但根據法院對多家船代企業的調查和原、被告之間的交易情況可知,自朝鮮港口至我國天津港的航運實踐中,正本提單在簽發后通常由船方隨船一同攜帶至卸貨港,再通過船代轉交收貨人或提單持有人即可提取貨物,無須經托運人背書,涉案合同在發生爭議前以及原、被告之間于20171月履行的合同均是如此操作的,可以證明該做法在原、被告之間已構成一種交易習慣,雙方均應予以遵守,被告無權據此扣留貨物,最終判決支持了收貨人的索賠請求。

(二)判決標準對海事強制令審查標準的沖擊

上述三份判決的共同點在于,均認為未經托運人背書的指示提單不是適格的指示提單,提單持有人據此并不當然享有提貨權。但是考慮到實踐中的情況,法院也賦予未經背書的指示提單持有人一定的救濟途徑,例如以交易習慣彌補未經背書的不足,或通過托運人其他指示彌補未背書的缺陷。但對托運人權利的認識則有所分歧,寧波海事法院認為托運人在未背書的情況下仍保有提單權利,有權提起無單放貨賠償請求;浙江高院則認為托運人基于自己意思表示將未經背書的指示提單轉交他人的情況下,因不再實際持有提單而喪失正本提單持有人的法律權利。

問題在于,在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申請強制放貨的案件中,是否需要采用同樣的審查標準,法院是否可以根據未背書指示提單的法律性質徑行駁回強制令申請,還是需要進一步審查當事人之間的交易習慣、托運人對承運人有無其他指示等內容;承運人放貨給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但法院判決駁回托運人據此提出的賠償請求,以及法院判決基于交易習慣認為承運人應當將貨物交給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是否意味著在海事強制令程序中,法院也應當支持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的放貨請求。我們認為,兩者的程序價值并不相同,不能用實體判決的結果來衡量海事強制令的正當性。

(三)標準差異引發的海事強制令功能再思考

近年來,有關海事強制令的法律性質有各種爭論,學界存在行為保全說”“執行令說”“海事強制令獨立屬性論,還有學者提出緊急審理程序論。但是無論在理論上如何定性,海事強制令的基本特點是明確的,即海事強制令的執行是在未經判決確定被請求人有履行義務的情況下,直接處分被請求人的行為,使海事請求人與被請求人之間實際的利益狀態發生變化,直接改變了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現狀,且不需請求人另行提起訴訟對強制令進行確認??梢姾J聫娭屏钤趫绦行Ч舷鄬π袨楸H?、先予執行有著明顯的優勢。同時,雖然要求司法實踐中引入聽證程序的呼聲很高,但是由于申請海事強制令的緊急性,大部分案件審查中密行性(非對審性)仍然是其常態。鑒于此,為防范當事人權利濫用,海事強制令審查條件必然十分嚴苛。

例如,天津海事法院在審查當事人的交易習慣時,調查了多家船代企業,審查了原被告之間歷次合同履行情況,方才確認雙方之間存在憑未經背書的指示提單發貨的交易習慣。這在海事強制令案件必須在48小時內作出裁定的要求下,幾乎無法實現。因此,海事強制令案件的審查,應當從請求人的角度出發,重點圍繞請求人的權利合法性展開,如果請求人的權利本身欠缺合法要件,則應當駁回海事強制令請求,沒有必要進一步審查是否存在補強性條件,否則就超出了海事強制令制度的功能范圍。文首的案例中,即使承運人放貨給提單持有人,由于托運人已經不是適格的正本提單持有人,且托運人已經收到全部貨款不存在損失,因此即使托運人向承運人主張損害賠償也無法得到支持,但是這也不意味著法院應當同意未背書指示提單持有人的海事強制令申請。

結語

海事強制令因其超越訴訟程序而享有的強制執行力,是當事人熱衷援引適用的一種特別程序。關于如何審查海事強制令申請,雖然《海事訴訟法》進行了規定,但原則性較強,在面臨復雜多變的實踐問題時顯得制度供給不足。本文以實踐中發生的典型案例為切入點,緊密結合審判實務,從請求人和被請求人兩個角度出發,重點分析了被請求人存在違法或違約行為這一構成要件的認定方法,分享了實務中分析問題時的心路歷程,希望能夠為海事強制令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盡綿薄之力。